话题：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上） (2 / 8)
在黄宗羲定律现象的大背景下，本文提出相互关联的三对关系来提炼概括帝国的治理逻辑：第一，“委托与代理”关系集中体现了帝国治理的组织困难：帝国治理依赖庞大的官僚体制，面临着漫长行政链条中委托与代理关系所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加剧了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基本矛盾。
第二，“正式与非正式”共生并存、互为依赖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缓和、调节着帝国治理的基本矛盾。皇权在集权的正式制度中得到了稳定性和可信性，而非正式制度的盛行运作则为地方灵活性提供了空间。
第三，“名与实”关系反映了中央政府在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间的微妙平衡和转变，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以调节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的边界。黄宗羲定律现象正是帝国逻辑蕴含的上述关系在税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首先着眼于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历史现象，提出新的研究问题；然后，借用史学界研究工作来解读历史上几次并税式改革的例子，从中提炼这一周期性现象背后的帝国治理困境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治理机制。
接下来，我转向阐述“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这三对基本关系所体现的帝国治理逻辑，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研究问题和理论意义。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我将进一步讨论帝国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的困境和危机。
一、质疑黄宗羲定律：新的研究问题
20世纪90年代苛捐杂税攀升以及随后的税费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国家财政税收制度的关注，关于“黄宗羲定律”的讨论一度成为学术热点。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列举了从唐初租庸调之法到晚唐杨炎的两税法，以及明朝一条鞭法前后的并税式改革的“积累莫返之害”，提出了并税式改革导致税上加税，愈演愈烈的著名命题，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又重新出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王家范、谢天佑（1983）首先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公式性规则；秦晖继而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黄宗羲定律”。秦晖的解释几乎完全借用了黄宗羲原文的说法，即纵观历史上自上而下的并税式改革——
一般来说，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秦晖，2002：6）
随后，“黄宗羲定律”这一称谓不胫而走，成为政策研究和公共媒介上的热门话题。在学术界，虽然有个别研究援引史料提出农民赋税的历史走向呈上升趋势（王家范、谢天佑，1983），但更为系统、细致的研究工作并未发现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赋税攀升愈演愈烈的历史趋势。
例如，黄仁宇（2001）关于明朝赋税制度以及实际运行过程的系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明朝的征税水平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以至于不足以维持基本公共产品的提供。
王业键研究了晚清时期的翔实资料后慎重地提出：“在清朝最后的二十五年，在大多数地区和省份，田赋占土地产值的2％—4％，只有在苏州、上海地区占8％—10％……因此，通过比较，我们可以说，清末的田赋负担实际上并不沉重。”（王业键，2008：165）他注意到，清朝早期有着自上而下的压力，要求地方官员增加田亩（与税收），但这一压力在税收水平达到“原额”后就消失了。
（王业键，2008：3637）陈支平（1998：6）着眼于中国赋税的大历史时段指出：“直至明清时期，政府对于田赋的征收，基本上控制在‘十一而税’的范围内，从秦汉到明清，田赋的加税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是因战争灾害等原因而进行临时性的加税，也要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像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杜恂诚（2009：176）针对中国历史上赋税负担状况大趋势的讨论也指出：“从长时段看，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税负应呈周期性变动的态势，而不可能单边上扬。”简言之，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积累莫返之害”现象并无令人信服的史实根据。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
第二，“正式与非正式”共生并存、互为依赖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缓和、调节着帝国治理的基本矛盾。皇权在集权的正式制度中得到了稳定性和可信性，而非正式制度的盛行运作则为地方灵活性提供了空间。
第三，“名与实”关系反映了中央政府在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间的微妙平衡和转变，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以调节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的边界。黄宗羲定律现象正是帝国逻辑蕴含的上述关系在税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首先着眼于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历史现象，提出新的研究问题；然后，借用史学界研究工作来解读历史上几次并税式改革的例子，从中提炼这一周期性现象背后的帝国治理困境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治理机制。
接下来，我转向阐述“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这三对基本关系所体现的帝国治理逻辑，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研究问题和理论意义。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我将进一步讨论帝国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的困境和危机。
一、质疑黄宗羲定律：新的研究问题
20世纪90年代苛捐杂税攀升以及随后的税费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国家财政税收制度的关注，关于“黄宗羲定律”的讨论一度成为学术热点。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列举了从唐初租庸调之法到晚唐杨炎的两税法，以及明朝一条鞭法前后的并税式改革的“积累莫返之害”，提出了并税式改革导致税上加税，愈演愈烈的著名命题，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又重新出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王家范、谢天佑（1983）首先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公式性规则；秦晖继而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黄宗羲定律”。秦晖的解释几乎完全借用了黄宗羲原文的说法，即纵观历史上自上而下的并税式改革——
一般来说，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秦晖，2002：6）
随后，“黄宗羲定律”这一称谓不胫而走，成为政策研究和公共媒介上的热门话题。在学术界，虽然有个别研究援引史料提出农民赋税的历史走向呈上升趋势（王家范、谢天佑，1983），但更为系统、细致的研究工作并未发现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赋税攀升愈演愈烈的历史趋势。
例如，黄仁宇（2001）关于明朝赋税制度以及实际运行过程的系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明朝的征税水平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以至于不足以维持基本公共产品的提供。
王业键研究了晚清时期的翔实资料后慎重地提出：“在清朝最后的二十五年，在大多数地区和省份，田赋占土地产值的2％—4％，只有在苏州、上海地区占8％—10％……因此，通过比较，我们可以说，清末的田赋负担实际上并不沉重。”（王业键，2008：165）他注意到，清朝早期有着自上而下的压力，要求地方官员增加田亩（与税收），但这一压力在税收水平达到“原额”后就消失了。
（王业键，2008：3637）陈支平（1998：6）着眼于中国赋税的大历史时段指出：“直至明清时期，政府对于田赋的征收，基本上控制在‘十一而税’的范围内，从秦汉到明清，田赋的加税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是因战争灾害等原因而进行临时性的加税，也要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像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杜恂诚（2009：176）针对中国历史上赋税负担状况大趋势的讨论也指出：“从长时段看，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税负应呈周期性变动的态势，而不可能单边上扬。”简言之，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积累莫返之害”现象并无令人信服的史实根据。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