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二十一章 感觉12 (4 / 5)
所以，去杀吧，任何人，不管是谁，只要有下级超过一半并且得到了一名同级的人的认可，就足以立即将其送上法庭。
剩下的十五人全部都是在这工厂上班的人，关于他们留下来之点，各有能让人认定的理由，而且对于命案发生当时的行踪，也都能够明确答复。当然，并不能算是直接的不在现场证明。
“我们都要在上面签字的，”冯·泰波尔回答，然后故意停顿一下。“这是瑞士法律为此类转账规定的必要条件。我们会晤过，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已经开始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了。因此，一旦我们中间有人先于别人死亡，无论是谁都要把所有权利和特权转让给和他共同继承的人。
当然，那二百万美元的薪金除外，那笔钱要分配给这个人的后嗣。那两百万属于法定分配，禁止给其他执行人，从而消除了任何欺诡的企图。”
我知道，如果送来了三百五十万人，那就无法妥善安置。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得不到妥善安置或受到不良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为此用不着烦恼。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
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这就是第二张纸条的内容。大家看了纸条，都自告奋勇要去赎身，并且保证一定按时去，按时回。我也报了名。可叛教者对此反对，说他反对让任何一个人先获得自由，要走大家一起走。过去的经验证明，凡是获得了自由的人，都没有履行他身陷囹圄时的诺言。
过去常常有一些有身份的俘虏借用这种方法，让一个人先赎身，带钱到巴伦西亚或马略尔卡去弄只船，再回来接那些为他赎身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回来。人一旦获得了自由，就唯恐再失掉它，忘记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果有人由于库藏、捐赠、商务，或碰上其他类似机会而获得了大量收入，那么他可以把超过限度的收入交给国家和国家的神，以此保持好名声，避免所有对他的起诉。如果有人不服从这条法律，那么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去告发他，并得到他超过限度的财富的一半作奖励，而被定罪的违法者还要从他自己的财产中支付同样数额的罚金，至于他超过限度的财富的另一半就献给诸神。
除了每个人分配来的基本财产外，每个公民必须在法律任命的执政官那里事先公开登记他的全部财产，这样做是为了一旦有涉及财产问题的法律诉讼，法官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判案。
在证实了模范监狱里有平民的报告后，我们去见了拉贝先生，并把监狱里的人写的请愿书交给了他。为他们做点事很不容易，因为稍微出点差错，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死亡。
唉！为什么只有格里高注定要在这个公司服务呢？在这里只要有一点点微小的失误就要受到询查，难道公司里的全体职员都是废物吗？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忠诚可靠的分子吗？
而这个人仅仅在一个早晨只有几个小时没有为公司办事，出于良心的谴责变得神经衰弱了，以致于离不开床铺了，即使如此，派一个学徒来问讯一下也就可以了——如果有必要问讯的话——可不这样做，偏偏是代表本人来了，向他无辜的家庭宣示，代表本人才有能力追究此事，果真如此吗？
“诸位大人，你们是否发现，为打战而受奖的人要比战死的人少得多？你们肯定会说这无法相比，因为死者不计其数，而得奖的人不过三位数。但文人的情况相反，不管怎么样，他们至少表面上有维持生计的手段。虽然战士们付出的代价大，可是得到的奖励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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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十五人全部都是在这工厂上班的人，关于他们留下来之点，各有能让人认定的理由，而且对于命案发生当时的行踪，也都能够明确答复。当然，并不能算是直接的不在现场证明。
“我们都要在上面签字的，”冯·泰波尔回答，然后故意停顿一下。“这是瑞士法律为此类转账规定的必要条件。我们会晤过，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已经开始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了。因此，一旦我们中间有人先于别人死亡，无论是谁都要把所有权利和特权转让给和他共同继承的人。
当然，那二百万美元的薪金除外，那笔钱要分配给这个人的后嗣。那两百万属于法定分配，禁止给其他执行人，从而消除了任何欺诡的企图。”
我知道，如果送来了三百五十万人，那就无法妥善安置。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得不到妥善安置或受到不良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为此用不着烦恼。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
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这就是第二张纸条的内容。大家看了纸条，都自告奋勇要去赎身，并且保证一定按时去，按时回。我也报了名。可叛教者对此反对，说他反对让任何一个人先获得自由，要走大家一起走。过去的经验证明，凡是获得了自由的人，都没有履行他身陷囹圄时的诺言。
过去常常有一些有身份的俘虏借用这种方法，让一个人先赎身，带钱到巴伦西亚或马略尔卡去弄只船，再回来接那些为他赎身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回来。人一旦获得了自由，就唯恐再失掉它，忘记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果有人由于库藏、捐赠、商务，或碰上其他类似机会而获得了大量收入，那么他可以把超过限度的收入交给国家和国家的神，以此保持好名声，避免所有对他的起诉。如果有人不服从这条法律，那么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去告发他，并得到他超过限度的财富的一半作奖励，而被定罪的违法者还要从他自己的财产中支付同样数额的罚金，至于他超过限度的财富的另一半就献给诸神。
除了每个人分配来的基本财产外，每个公民必须在法律任命的执政官那里事先公开登记他的全部财产，这样做是为了一旦有涉及财产问题的法律诉讼，法官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判案。
在证实了模范监狱里有平民的报告后，我们去见了拉贝先生，并把监狱里的人写的请愿书交给了他。为他们做点事很不容易，因为稍微出点差错，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死亡。
唉！为什么只有格里高注定要在这个公司服务呢？在这里只要有一点点微小的失误就要受到询查，难道公司里的全体职员都是废物吗？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忠诚可靠的分子吗？
而这个人仅仅在一个早晨只有几个小时没有为公司办事，出于良心的谴责变得神经衰弱了，以致于离不开床铺了，即使如此，派一个学徒来问讯一下也就可以了——如果有必要问讯的话——可不这样做，偏偏是代表本人来了，向他无辜的家庭宣示，代表本人才有能力追究此事，果真如此吗？
“诸位大人，你们是否发现，为打战而受奖的人要比战死的人少得多？你们肯定会说这无法相比，因为死者不计其数，而得奖的人不过三位数。但文人的情况相反，不管怎么样，他们至少表面上有维持生计的手段。虽然战士们付出的代价大，可是得到的奖励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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