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三十四章 惊惧的豪格！ (1 / 7)

        而崇祯皇帝与太子朱慈将御驾亲征，但不明示具体指挥权。

        他们的行在定于锦州，此地既是辽西重镇，前线指挥部所在，又不过份靠前，安全相对有保障。

        天子与储君亲临前线，不直接干涉具体指挥，其意义在于极大鼓舞士气，彰显朝廷犁庭扫穴的绝对决心，并在最高层面协调各方，同时也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督促后勤保障。

        这是历史条件下，能拿出的集正统威望、军事才干、后勤统筹、内部维稳、外部联动于一体的“最佳阵容”。

        如此规模的灭国之战，自然需要一块遮羞布，或者说，一面“正义”的旗帜。

        朝中大佬们对此心知肚明。建奴虽在松锦战后名义上称臣，但双方都清楚那不过是权宜之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早已磨刀霍霍的大明朝廷而言，理由信手拈来：

        可指责其“阳奉阴违，暗藏祸心”；可追究其“贡品粗劣，礼仪不周”；可渲染其“寇边不止，戕害百姓”；甚至可以直接宣称其“密谋反叛，罪证确凿”。

        总之，需要的时候，檄文上自然会有足以“感动天地”、“说服万民”的十大罪、二十大罪。

        不久之后，一份以崇祯皇帝名义颁布、盖有传国玉玺的《讨建奴诏》，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往两京十三省，并通告朝鲜、琉球等藩属国。这份诏书，同时也是一份最后通牒，被使者以“晓谕”之名，送递沈阳。

        大概内容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嗣守鸿图，统御万方，怀柔远人，德被寰宇。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及其子嗣，世受国恩，爵列藩封，荷朝廷豢养之泽，本宜恪守臣节，永作屏藩。

        然其豺狼成性，枭獍为心，阳奉朝命，阴蓄逆谋。今将其滔天大罪，昭告于皇天后土，并谕中外臣民、诸藩属国共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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