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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1 / 2)

        在《红楼梦》一书的荣国府中,赵姨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说她主子不像主子,说丫环不是丫环。在现实生活里,这类不上不下的半吊子式的人物,也是很多的。

        荣宁二府都这样看她,但她却不这样看。她认为自己重要,至少应该重要。无论如何,她是贾政的小老婆,小老婆也是老婆,她不会赞同“白马非马”的逻辑推理。她要是写文章,肯定从理论上求证是可以与王夫人分庭抗礼的。如果王夫人万一死了,她是最有资格升为正老婆的,而正老婆是所有当小老婆者毕生追求的至高境界。如果不是这个贾政老婆的特殊身份,而是别的什么人,譬如做那个撒酒疯的焦大的老婆,她也许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向命运抗争了。

        虚名,对某些人来说,简直性命交关。他觉得应该当上什么闲职,而没有当上,他觉得应该得到什么空衔,而没有得到,其实是镜花水月的事,也当真得要命,于是,便会亢奋为一股虚火。劲儿一上来,比内分泌失调还难受;不安,折腾,出虚汗,心跳过速,一副丧魂落魄的德行。一定要压倒谁,一定要摆平谁,一定要争到什么名目、地位,才肯安生。否则,只能是寝席不安地上闹下跳,左右作践,到处活动,东奔西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化人尚且如此,何况赵姨娘是这样一个不甘于不重要的状态,而要改变自己命运的绝不肯安分的女人呢?

        男人不安分,便要闹事;女人不安分,更要闹事。但男人闹事,成则为王败则寇;而女人闹事,十之八九,无不以出丑告终。你就看一看那些急赤白脸的女作家吧!不成名时想方设法成名,出了名后还要千方百计地更出名,国内出了名不算,还要跑使馆,找文化参赞,套近乎,还要拉拢翻译家,乱亲热。一个目的,就是要向老外拼命推销自己,哪怕倒贴上身体与本钱,都在所不惜,真是闹得个要死要活。当然,这是个别现象,不足为训,可往往弄得人人侧目而视,顶风臭四十里。

        赵姨娘也如此。在荣国府里,老是做出不顶屁用的反弹,老是弄出些贻笑大方的举止,老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甚至“辱亲女愚妾争闲气”,结果遭来更多的屈辱,便成了一个经常出丑而讨人嫌的角色。

        这种人,在文学史上也不鲜见。写不出东西,或写不好东西,其实那是很正常的事。每个时代,称得上大师的终究是极少数,自封大师者例外。大多数都是过眼烟云,写过一阵,写过几篇作品,留得下就留下,留不下也就拉倒,尽到责任,问心无愧,也就算完成任务。然后,创作力衰退了,江郎才尽了,连放个屁也不臭了,不必为之痛心疾首,那就封笔好了。木匠有拉不动大锯的一天,铁匠有抡不起大锤的一天,为什么作家就没有放下笔的一天呢?

        兴起打打太极,懒时睡睡早觉,清晨练练书法,晚上搓搓麻将,钓鱼养鸟,种花栽草,读书看报,颐养天年,这是何乐而不为的快活呢?但所有作家,即使再写不出一个字者,也决不与文坛告别,声称停止笔耕,名分这股虚火,使他不甘心于林下雌伏,总要产生与同辈、与晚辈决一长短的雄心,哪怕一饭三遗矢,也斗志昂扬,哪怕愈斗愈败,也不肯认输。而愈败愈斗的结果,就只有借助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来收拾他的文学劲敌或假想中的敌手了。这种文学上的总是悻悻然的赵姨娘辈,便是文学总有热闹的原因。

        问题不是赵姨娘不该闹,任何人受压迫,都会奋起反抗,这是正常的属于物理学上的反应。但是赵姨娘既缺乏站出来与劲敌较量的资本,又缺乏最起码的与对手一搏的勇气,因而不能,也不敢正面反抗。可是,做到逆来顺受,永远不反抗,她自忖作为贾政的老婆,这名分也让她不肯善罢甘休。正如一些过气作家一样,还觉得自己当令,还在名片上印上这个理事头衔、那个委员名称,还要在荣国府里卖一份好价钱地招摇。自然,难怪平儿对这位老人家,就有“着三不着两”的不佳评价了。

        因为她不能像另外一位周姨娘那样,淡泊无为,退让不争,守拙本分,甘于寂寞。这位被人尊敬的姨娘,未必读过老庄,但生活使她明白,无望的挣扎,还不如一静,否则,徒取其辱罢了。但赵姨娘不懂这一点,非常地想报复,以致罔顾一切地失去最起码的理智,说她是报复狂,大概不错。因此,诉求于更阴暗的捣鬼手段,便是一部分没有多大出息的中国人,最热衷采用的既省事又省力,而且不露痕迹的克敌制胜之道。而卑劣者的报复,尤其要从最阴险毒辣处下手,往死里整,绝对不怕残忍、野蛮和失却人性的。赵姨娘与马道婆勾结在一起,制造的这起大观园里的巫蛊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中国式的小人作祟的例子。

        这就是王昆仑先生评价赵姨娘时,所剖析的道理了:“被压在绝望的深坑底下的动物,她会在阴暗中猛然给人以致命的狠咬一口,只有处在最卑弱的最苦难的地位才会想突然飞到最高的地位上去,这种妄念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诅咒、厌胜、魇迷、蛊毒,是中国神秘文化中最阴暗的一支,有其久远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对于文明的接受程度,远逊于愚昧迷信的影响力,直到今天,种种伪科学的气功大师,到处招摇撞骗,种种带有封建色彩的气功术数,昌盛于中华大地,种种神乎其神的特异功能,能被人虔信不疑,就是一个例证。所以,发生在汉武帝征和二年的巫蛊事件,那样大张旗鼓,从上至下的深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现在,那些所谓的气功“大师”,举办带功讲座,出售带功录相,膜拜者居然像看皇帝新衣地信以为真。现代人尚且如此蒙昧,那么在纪元前,人们相信用纸人或木偶,书上仇敌的名姓和生辰八字,加以符咒祝诅,尖针扎刺,便可置死的巫术,果真灵验,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汉武帝刘彻此时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他是中国皇帝中活得比较长的一位。但老皇帝到了晚年,好像也是一个规律,往往失去早年的英明伟大,渐渐地不清醒起来,昏聩胡涂,倒行逆施,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汉书·江充传》)在这以前,“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为大逆无道,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这实际是汉武帝晚年的一场互相倾轧、排斥异己、巩固地位、杀戮对手的宫廷权力斗争,“江充自以为与太子及卫氏有隙,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言上疾祟在巫蛊”,“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均见《资治通鉴·汉纪》)于是,不能坐以待毙的太子,只好举兵反,杀江充,武帝发兵追捕,五天后,太子不敌,自杀。

        王昆仑先生谈论《红楼梦》书中这回“压魇法”时,提到“是从汉代以来就流行于中国社会。它每每成为争皇位报私仇或谋人财富的一种极可恐怖的手段”,就是指这次巫蛊事件。

        因此,凡动用这种手段从暗地里整人,基本都与极高的欲望,也就是权力的争夺有关。赵姨娘为什么加害于王熙凤和贾宝玉,这种妄念也是与她对于政权的渴望分不开的。因为王熙凤手中掌握的是荣国府的经济权,而贾宝玉则占有荣国府的继承人权,只有去掉这两个人,赵姨娘才能得到名至实归的结果。按说,她应该以王夫人为敌才对,尽管她觊觎正老婆的位置,并非一日。但是,她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贾宝玉不复存在,王夫人没了倚仗,虽是正室,也等于白搭。而她这个侧室,却有成了荣国府惟一继承人的贾环,那她的风光还少得了吗?所以,她不是随便信意判决这两个人死刑的,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马道婆,是一位以迷信为职业、专门贩卖黑暗的妇女。在旧社会所谓的三姑六婆中,这类女巫式的人物可算是神秘文化现象的代表,也是整个社会阴暗层面里最污秽的充满脓血的毒瘤。古代就不去说了,即使后来的中国社会,在欠文明、欠开化的偏闭地区,在文化程度相对低下的人群中,她们还有广阔的生存空间。特别是社会处于衰败没落时期,这种神秘文化的发展更呈泛滥趋势。所以,古人云,“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同样的。探春说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在《红楼梦》一书中,活跃在荣宁两府的占星问吉、卜卦算命、禳解除祟、驱邪降魔的职业迷信分子,人数如此众多,活动如此频繁,都表明这大家族已经到了“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崩溃前夕。

        从赵姨娘与马道婆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卑劣的报复和卑劣的手段,是怎样一拍即合的。因为建立在共同的卑劣心理基础上,这才有以下共同语言。

        赵说:“了不得,了不得!提起这个主儿,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

        马说:“我还用你说,难道都看不出来。也亏你们心里不理论,只凭他去。倒也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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