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1 / 2)
苏东坡可谓一生受挫。
在元·脱脱所著的《宋史·苏轼传》里，有这样一句话：“（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
凡有人类活动的场合，只要存在着竞争，就攸关到每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利益。有人得到的同时，有人得不到，出现不平衡，就有争夺；得不到的人想得到，得到的人要保护自己胜利成果，而且还想得到更多，就有厮杀。于是必然要产生使用不正当手段来谋取一切的小人。
在这种谋取过程中，如果借助于权力，就叫做整。所谓“整人”，就是一个绝对强者，打一个不敢还手的绝对弱者。当时，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包围皇帝的机会，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尤其以整人为业的文人型小人，对于大师才能的嫉妒，声名的仇视，影响之大的反感，往往是要加倍报复的。
《乌台诗案》一书，是苏东坡第一次受挫的实录，也是一次文人型小人嘴脸集大成的汇编。
乌台是宋代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这件在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的一桩文字狱案，是由御史们发起的，故而称之为“乌台诗案”。中国的文字狱，通常是由皇帝发难的。这一次比较独特，是由王安石所提拔安排的御史，出于成帮结伙的阴暗目的，把反对新政的苏轼当做目标，进行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陷害，实际是王安石对政敌大清洗的一个部分。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在整治他的文学劲敌方面，却是一个完全的小人。如果他不写诗，不为文，只是一位当朝宰相的话，他对苏轼不会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坏就坏在他是个文人，而文人要整文人的话，就混杂了一种可怕的嫉妒心理，那种燃烧起来的仇恨，连最起码的理智也不顾的。
当时，一些正直御史，都让王安石给逐出乌台。他用了一些与他臭味相投、品质卑劣的小人。其中有一个舒亶，此人也会写几首小令，不仅是王安石的嫡系，还是个很有心机的小人。他一直注意在苏轼诗文的字里行间，搜集可以致其死命的把柄。于是，秉承王的意思，舒打了份报告。那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他列数苏轼罪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谤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他的结论是：“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这就是要皇帝对苏轼用极刑了。小人之心，其毒可知。
第二个跳出来给皇帝上书的李定，就更不是东西了。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父母丧必报丁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李定为了继续做他的官，竟然隐瞒家中丧事，被人所不齿。但王安石却因为他能在皇帝面前说假话，吹嘘新政是如何的形势大好，而予以重用。武大郎玩夜猫子，这就是由于他们有一种性相近的共鸣，才容易一拍即合的。他继舒亶以后，在给皇帝的报告里，更提出应该杀掉苏轼的四大罪状：“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
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一句俗话，倒在这里印证了。因为宋神宗对苏轼诗文印象不错，仁宗皇后对苏轼为人为政的评价更好，但经不起这帮小人的再三撺掇，而且舒亶整理了四大本子上纲上线的黑材料。于是，神宗画了圈，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将苏轼押往开封，接受乌台御史的审判，罪名就是写诗。这也是古往今来发动文字狱的小人们的惯技。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一口，就只有等死了。
凡整人过度的积极分子，通常都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是我们过去亲自经历的政治运动中所深刻体会的。他们无非是想通过非正常的竞争手段，获得从正常途径得不来的一切。因此，为达到比正常途径更丰厚的回报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深。于是，在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竞争愈剧，途径愈难，竞争愈恶。而竞争愈激烈，小人愈繁殖，这就是在宋神宗实行新政时期，所谓的王安石、曾布、吕惠卿等小人的变法“新党”和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正人君子斗争的实质，一句话，就是权。要这个权干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发泄对于正直善良的仇恨。小人最怕光明正大，如果他们有办法，连太阳的光亮也想遮掩的。
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论事，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小人，像大肠杆菌一样，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派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直的人就要吃苦头了。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过：“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这种焚稿的场面，对于以文为生的人来讲，当不是什么陌生的镜头。
好在这世界对苏轼来讲，还不至于太绝望。至少在他被捕的当时，有人躲得远远的，不敢沾边，但还有人挺身站出来，并不避嫌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支持了。“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不但亲自送他上路，还照顾他的家属，给予妥帖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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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脱脱所著的《宋史·苏轼传》里，有这样一句话：“（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
凡有人类活动的场合，只要存在着竞争，就攸关到每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利益。有人得到的同时，有人得不到，出现不平衡，就有争夺；得不到的人想得到，得到的人要保护自己胜利成果，而且还想得到更多，就有厮杀。于是必然要产生使用不正当手段来谋取一切的小人。
在这种谋取过程中，如果借助于权力，就叫做整。所谓“整人”，就是一个绝对强者，打一个不敢还手的绝对弱者。当时，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包围皇帝的机会，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尤其以整人为业的文人型小人，对于大师才能的嫉妒，声名的仇视，影响之大的反感，往往是要加倍报复的。
《乌台诗案》一书，是苏东坡第一次受挫的实录，也是一次文人型小人嘴脸集大成的汇编。
乌台是宋代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这件在元丰二年（1079年）发生的一桩文字狱案，是由御史们发起的，故而称之为“乌台诗案”。中国的文字狱，通常是由皇帝发难的。这一次比较独特，是由王安石所提拔安排的御史，出于成帮结伙的阴暗目的，把反对新政的苏轼当做目标，进行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陷害，实际是王安石对政敌大清洗的一个部分。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在整治他的文学劲敌方面，却是一个完全的小人。如果他不写诗，不为文，只是一位当朝宰相的话，他对苏轼不会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坏就坏在他是个文人，而文人要整文人的话，就混杂了一种可怕的嫉妒心理，那种燃烧起来的仇恨，连最起码的理智也不顾的。
当时，一些正直御史，都让王安石给逐出乌台。他用了一些与他臭味相投、品质卑劣的小人。其中有一个舒亶，此人也会写几首小令，不仅是王安石的嫡系，还是个很有心机的小人。他一直注意在苏轼诗文的字里行间，搜集可以致其死命的把柄。于是，秉承王的意思，舒打了份报告。那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他列数苏轼罪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谤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他的结论是：“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这就是要皇帝对苏轼用极刑了。小人之心，其毒可知。
第二个跳出来给皇帝上书的李定，就更不是东西了。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父母丧必报丁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李定为了继续做他的官，竟然隐瞒家中丧事，被人所不齿。但王安石却因为他能在皇帝面前说假话，吹嘘新政是如何的形势大好，而予以重用。武大郎玩夜猫子，这就是由于他们有一种性相近的共鸣，才容易一拍即合的。他继舒亶以后，在给皇帝的报告里，更提出应该杀掉苏轼的四大罪状：“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
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一句俗话，倒在这里印证了。因为宋神宗对苏轼诗文印象不错，仁宗皇后对苏轼为人为政的评价更好，但经不起这帮小人的再三撺掇，而且舒亶整理了四大本子上纲上线的黑材料。于是，神宗画了圈，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将苏轼押往开封，接受乌台御史的审判，罪名就是写诗。这也是古往今来发动文字狱的小人们的惯技。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一口，就只有等死了。
凡整人过度的积极分子，通常都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是我们过去亲自经历的政治运动中所深刻体会的。他们无非是想通过非正常的竞争手段，获得从正常途径得不来的一切。因此，为达到比正常途径更丰厚的回报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深。于是，在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竞争愈剧，途径愈难，竞争愈恶。而竞争愈激烈，小人愈繁殖，这就是在宋神宗实行新政时期，所谓的王安石、曾布、吕惠卿等小人的变法“新党”和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正人君子斗争的实质，一句话，就是权。要这个权干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发泄对于正直善良的仇恨。小人最怕光明正大，如果他们有办法，连太阳的光亮也想遮掩的。
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论事，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小人，像大肠杆菌一样，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派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直的人就要吃苦头了。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过：“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这种焚稿的场面，对于以文为生的人来讲，当不是什么陌生的镜头。
好在这世界对苏轼来讲，还不至于太绝望。至少在他被捕的当时，有人躲得远远的，不敢沾边，但还有人挺身站出来，并不避嫌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支持了。“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不但亲自送他上路，还照顾他的家属，给予妥帖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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