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1 / 3)
在去八医院之前，我对那里一无所知，仅仅考虑到它是坐落在全军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的日喀则军分区，应该去看一下。115医院的女军人听说我要去，都对我说：那里比我们就更苦了。
我来到了八医院。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排排土房子和一条条土路。环绕它们的，则是与房子同样颜色的光秃秃的山，浑黄一片。我在那里住了四天，见到一大群住在这土房子里的女军人，也可以说见到了一大群含辛茹苦的母亲。仅从她们的脸庞，你就可以体会到什么叫“经历了人生的磨难”。
陶秀英，这位有着37年军龄的老军人，当我见到她时，还以为她只是个普通的老太太。她已经57岁了，还没离开西藏，身体瘦弱，两鬓斑白，是我此行采访的70多位女军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1951年春，16岁的陶秀英考上了西北军区干部学校，成为一名英姿勃勃的女军人。8年之后，她打着背包啃着干粮坐着敞篷车来到高原。那时的日喀则八医院还是一片荒凉。她和战友们住在帐篷里，用年轻的双手开荒种地、挖坑栽树，建起了医院。37个春秋转瞬即逝。1988年全军受衔之前，陶秀英被宣布退休，但直到今天，她仍穿着便衣在医院里继续工作着……
我问她，退休了为什么不回内地去休息？你已经把一辈子交给西藏了，晚年该享享福了。
她出乎我意料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不知怎么，我马上就意识到她的叹息，绝对不是因为在西藏三十多年经受了许多艰苦的磨炼，而一定是作为母亲的“心苦”。果然，在她缓缓的讲述中，我的预料得到了证实。
“我有四个孩子，都是在我丈夫的老家山西农村生的。1959年我进藏时，老大5岁，老二3岁，丢在老家让孩子的奶奶管。到了上学的年龄，就接到成都的‘八一’学校（西藏军区子弟校）住读。老三老四生下后，孩子的奶奶已无力照顾，只好送到大邑县的保育院（亦是西藏军区所属），直到上小学。所以四个孩子都不是我带大的，我只能在探亲时去看看他们。时间长了，他们跟我都不亲，我不怨他们，是我自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从保育院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我既没有照顾过他们，也没有辅导过他们。我不是个称职的母亲。可我没办法呀！”
“眼下四个孩子都因为在内地找不到工作而进藏了。三个在日喀则地区，一个在拉萨。即使是在日喀则工作的孩子，也很少到医院来看我们老两口。我知道他们对我们老两口有怨言，我们没有任何本事帮他们在内地找到工作。”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不回内地，我回去干什么？内地没有我的家。我们老两口已经5年没回去了，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可去。人家说我一辈子献给了西藏，我说岂止是一辈子，是两辈子三辈子，眼下连我的孙子都在西藏。”
看着陶医生那张清瘦的脸和有些凄凉的眼神，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只能默默地期望着她和她的老伴能早日在成都安个家，更期望她的儿女们都能理解她、关心她，多给她一点温暖和爱。
在八医院，像陶医生这样的老军医竟有好几位。她们都是把大半辈子献给西藏的老军人，都有着不为常人所知的艰苦经历和情感上的苦恼。
刘汝珩，这位依然在位的上校女军医，也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她是57年入伍的，现任特检科主任。她的苦恼和陶医生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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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了八医院。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排排土房子和一条条土路。环绕它们的，则是与房子同样颜色的光秃秃的山，浑黄一片。我在那里住了四天，见到一大群住在这土房子里的女军人，也可以说见到了一大群含辛茹苦的母亲。仅从她们的脸庞，你就可以体会到什么叫“经历了人生的磨难”。
陶秀英，这位有着37年军龄的老军人，当我见到她时，还以为她只是个普通的老太太。她已经57岁了，还没离开西藏，身体瘦弱，两鬓斑白，是我此行采访的70多位女军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1951年春，16岁的陶秀英考上了西北军区干部学校，成为一名英姿勃勃的女军人。8年之后，她打着背包啃着干粮坐着敞篷车来到高原。那时的日喀则八医院还是一片荒凉。她和战友们住在帐篷里，用年轻的双手开荒种地、挖坑栽树，建起了医院。37个春秋转瞬即逝。1988年全军受衔之前，陶秀英被宣布退休，但直到今天，她仍穿着便衣在医院里继续工作着……
我问她，退休了为什么不回内地去休息？你已经把一辈子交给西藏了，晚年该享享福了。
她出乎我意料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不知怎么，我马上就意识到她的叹息，绝对不是因为在西藏三十多年经受了许多艰苦的磨炼，而一定是作为母亲的“心苦”。果然，在她缓缓的讲述中，我的预料得到了证实。
“我有四个孩子，都是在我丈夫的老家山西农村生的。1959年我进藏时，老大5岁，老二3岁，丢在老家让孩子的奶奶管。到了上学的年龄，就接到成都的‘八一’学校（西藏军区子弟校）住读。老三老四生下后，孩子的奶奶已无力照顾，只好送到大邑县的保育院（亦是西藏军区所属），直到上小学。所以四个孩子都不是我带大的，我只能在探亲时去看看他们。时间长了，他们跟我都不亲，我不怨他们，是我自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从保育院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我既没有照顾过他们，也没有辅导过他们。我不是个称职的母亲。可我没办法呀！”
“眼下四个孩子都因为在内地找不到工作而进藏了。三个在日喀则地区，一个在拉萨。即使是在日喀则工作的孩子，也很少到医院来看我们老两口。我知道他们对我们老两口有怨言，我们没有任何本事帮他们在内地找到工作。”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不回内地，我回去干什么？内地没有我的家。我们老两口已经5年没回去了，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可去。人家说我一辈子献给了西藏，我说岂止是一辈子，是两辈子三辈子，眼下连我的孙子都在西藏。”
看着陶医生那张清瘦的脸和有些凄凉的眼神，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只能默默地期望着她和她的老伴能早日在成都安个家，更期望她的儿女们都能理解她、关心她，多给她一点温暖和爱。
在八医院，像陶医生这样的老军医竟有好几位。她们都是把大半辈子献给西藏的老军人，都有着不为常人所知的艰苦经历和情感上的苦恼。
刘汝珩，这位依然在位的上校女军医，也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她是57年入伍的，现任特检科主任。她的苦恼和陶医生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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