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1 / 2)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我自己。
我曾写过一首《楚狂人》的诗：
楚狂人说楚人弓，半壁江山一炷红。
百战纵然输社稷，人间依旧吊英雄。
于此可见，我是一个英雄主义者，当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英雄与理想是不可分的。
我之所以成为一名作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记得我考上县中学时，是“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报到那一天，县中学大门的两侧各挂了两条横幅，左边是“欢迎你，未来的科学家”，右边是“欢迎你，未来的文学家”。我脑子一热，竟然跑到右边的横幅下站着。那时候，天真少年们的理想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或者炼钢工人，或者拖拉机手，像我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楚狂人委实没有几个。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盯着我，并从此送我一个绰号：熊作家。
如此称呼，自然是取笑我。我于是跟他们赌气，今生一定当一个作家给你们看看。幸亏我的父亲是一个新中国成立后才扫盲的木匠，根本不知道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舞文弄墨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只上了一年正规的初中，“文革”就开始了，我的灾难也开始了。如果要细数我从少年开始吃过的苦头，或者干脆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灾难，那足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这里姑且略去不谈。
1979年之前，我似乎从来就没遇到过什么顺心的事。当了一年兵被遣送回家，随后全家下放农村。屡次招工与推荐上大学，名额皆被有权势者侵占。好不容易安排进了县文化馆编辑一份油印的刊物，却因几次用了“坏人”的稿子差点要被抓进监狱。有智者说“苦难是最好的营养”，此言不谬，正是因为备尝艰辛，才养成我百折不挠的性格。
就在1979年，我写下了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我没想到，这首诗竟然在当时的中国诗坛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也就因为这首诗，我的作为一名作家的生涯，便正式拉开了序幕。
我1981年开始当专业作家，那一年，我二十八岁。我们作协当时的专业作家一共有八个，姚雪垠、徐迟、碧野等，都是大家。鄢国培、祖慰和我都是80年代调进，我最小，又是最后一个，祖慰老笑我“第八个是铜像”。第一次参加专业作家会议，同这些如雷贯耳的大作家们在一起，我立马感到心虚。特别是姚雪垠和徐迟两人，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他们每到一处，真可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姚雪垠第一次同我谈话，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说：“年轻人，一首诗不能定乾坤，今后的路还长着呢。”我听了诚惶诚恐。本想对他说：“姚老，我今后也要写历史。”但没有勇气说出口。徐迟最具名士气，也最能坚持理想。当时的省文联党组书记，老诗人骆文同志把我推荐给他，他皱着眉头对我说：“我历来反对把诗当成匕首和投枪。”我顿时觉得讨了个没趣，脸腾地红了。大概就是这一红，让他发现我还是一个朴实的来自山里的文学青年。他严峻的脸色和缓下来，并说了几句勉励的话，约我第二天单独去见他。大约谈过几次后，徐老发现“孺子可教也”，便对我说：“我要花三年的时间，把你的文学观扭一扭，你先要读书补充知识，我给你开了一个书单，你按着这书单去读。”我接过一看，三分之二是外国的，第一部分从《荷马史诗》到但丁的《神曲》。中国的第一部是《楚辞》，第二部是《昭明文选》，大概有上百部。我心中不免暗暗叫苦，这么多书，三年岂可读完？后来证实，三年的确读不完，从1982年到1989年，我便在徐迟的指导下读书和写作。他规定，凡我的创作，不管长短，都要先给他看，他同意我拿出去发表才可寄出。我每有新作，就赶紧给他送去，他总是不紧不慢朝抽屉里一放，说：“先放一放。”有时，他一放就是几个月，其间让我一改再改，他说：“作品就像孩子一样，一定要养。”有时，为了一句话，甚至一个词，他都要帮我反复斟酌。经过长达七年的耳提面命，我的文学气质的确被他扭过来了。在徐迟那里，文学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情操，这一点，我已完全继承了下来。1992年，我决定下海经商，徐迟乍一听这消息，气得不理我，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不通音讯。后来，在一个朋友的斡旋下，他才同意见我。我对他说：“我下海经商是离开文坛而不是离开文学。”他听后转怒为笑，答道：“如此说，我就放心了，这文坛越来越让人失望，早就该离开了。”
人们形容时下的风气：“能唱几首歌的都是歌星，漂亮一点的都是演员，个头儿高一点的都是模特儿，剩下的全是名人。”世风日下，徒唤奈何？其实不用骂别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能免俗的人。譬如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民经商，一棍子能打着三个总经理的年头里，我也气抖抖地加入了总经理的行列。不过，我下海也并非全部是自愿，其实有一些至今仍不能言说的理由，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我下海经商的第一个项目是建造一座高尔夫球场。在朋友们的信任与怂恿下，我出任董事长。我当得很投入，每天脑子里所想的完全是同文学不搭界的事。这其中既有刺激，也有挑战。我好胜心强，不愿意让朋友们笑我半路出家不懂商战。一年后，我的工作卓有成效，商界开始把我当成职业商人了，我自己亦树起了强盛的商业信心。但是，每当夜深人静，我发觉我的文人心态并没有改变。一个商人，如果拒绝“与狼共舞”，那他注定不能成功，至少在我经商的时候，这是一个规律。偏偏我讨厌这规律，我有《经商一年戏作》两首为证：
投身商海作遨游，又赚钱来又赚愁。
一个天生诗佛子，从来故意失荆州。
爱钱偏又爱清高，避席常因浊气豪。
还是去当闲士好，清风明月自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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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写过一首《楚狂人》的诗：
楚狂人说楚人弓，半壁江山一炷红。
百战纵然输社稷，人间依旧吊英雄。
于此可见，我是一个英雄主义者，当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英雄与理想是不可分的。
我之所以成为一名作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记得我考上县中学时，是“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报到那一天，县中学大门的两侧各挂了两条横幅，左边是“欢迎你，未来的科学家”，右边是“欢迎你，未来的文学家”。我脑子一热，竟然跑到右边的横幅下站着。那时候，天真少年们的理想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或者炼钢工人，或者拖拉机手，像我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楚狂人委实没有几个。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盯着我，并从此送我一个绰号：熊作家。
如此称呼，自然是取笑我。我于是跟他们赌气，今生一定当一个作家给你们看看。幸亏我的父亲是一个新中国成立后才扫盲的木匠，根本不知道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舞文弄墨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只上了一年正规的初中，“文革”就开始了，我的灾难也开始了。如果要细数我从少年开始吃过的苦头，或者干脆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灾难，那足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这里姑且略去不谈。
1979年之前，我似乎从来就没遇到过什么顺心的事。当了一年兵被遣送回家，随后全家下放农村。屡次招工与推荐上大学，名额皆被有权势者侵占。好不容易安排进了县文化馆编辑一份油印的刊物，却因几次用了“坏人”的稿子差点要被抓进监狱。有智者说“苦难是最好的营养”，此言不谬，正是因为备尝艰辛，才养成我百折不挠的性格。
就在1979年，我写下了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我没想到，这首诗竟然在当时的中国诗坛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也就因为这首诗，我的作为一名作家的生涯，便正式拉开了序幕。
我1981年开始当专业作家，那一年，我二十八岁。我们作协当时的专业作家一共有八个，姚雪垠、徐迟、碧野等，都是大家。鄢国培、祖慰和我都是80年代调进，我最小，又是最后一个，祖慰老笑我“第八个是铜像”。第一次参加专业作家会议，同这些如雷贯耳的大作家们在一起，我立马感到心虚。特别是姚雪垠和徐迟两人，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他们每到一处，真可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姚雪垠第一次同我谈话，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说：“年轻人，一首诗不能定乾坤，今后的路还长着呢。”我听了诚惶诚恐。本想对他说：“姚老，我今后也要写历史。”但没有勇气说出口。徐迟最具名士气，也最能坚持理想。当时的省文联党组书记，老诗人骆文同志把我推荐给他，他皱着眉头对我说：“我历来反对把诗当成匕首和投枪。”我顿时觉得讨了个没趣，脸腾地红了。大概就是这一红，让他发现我还是一个朴实的来自山里的文学青年。他严峻的脸色和缓下来，并说了几句勉励的话，约我第二天单独去见他。大约谈过几次后，徐老发现“孺子可教也”，便对我说：“我要花三年的时间，把你的文学观扭一扭，你先要读书补充知识，我给你开了一个书单，你按着这书单去读。”我接过一看，三分之二是外国的，第一部分从《荷马史诗》到但丁的《神曲》。中国的第一部是《楚辞》，第二部是《昭明文选》，大概有上百部。我心中不免暗暗叫苦，这么多书，三年岂可读完？后来证实，三年的确读不完，从1982年到1989年，我便在徐迟的指导下读书和写作。他规定，凡我的创作，不管长短，都要先给他看，他同意我拿出去发表才可寄出。我每有新作，就赶紧给他送去，他总是不紧不慢朝抽屉里一放，说：“先放一放。”有时，他一放就是几个月，其间让我一改再改，他说：“作品就像孩子一样，一定要养。”有时，为了一句话，甚至一个词，他都要帮我反复斟酌。经过长达七年的耳提面命，我的文学气质的确被他扭过来了。在徐迟那里，文学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情操，这一点，我已完全继承了下来。1992年，我决定下海经商，徐迟乍一听这消息，气得不理我，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不通音讯。后来，在一个朋友的斡旋下，他才同意见我。我对他说：“我下海经商是离开文坛而不是离开文学。”他听后转怒为笑，答道：“如此说，我就放心了，这文坛越来越让人失望，早就该离开了。”
人们形容时下的风气：“能唱几首歌的都是歌星，漂亮一点的都是演员，个头儿高一点的都是模特儿，剩下的全是名人。”世风日下，徒唤奈何？其实不用骂别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能免俗的人。譬如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民经商，一棍子能打着三个总经理的年头里，我也气抖抖地加入了总经理的行列。不过，我下海也并非全部是自愿，其实有一些至今仍不能言说的理由，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我下海经商的第一个项目是建造一座高尔夫球场。在朋友们的信任与怂恿下，我出任董事长。我当得很投入，每天脑子里所想的完全是同文学不搭界的事。这其中既有刺激，也有挑战。我好胜心强，不愿意让朋友们笑我半路出家不懂商战。一年后，我的工作卓有成效，商界开始把我当成职业商人了，我自己亦树起了强盛的商业信心。但是，每当夜深人静，我发觉我的文人心态并没有改变。一个商人，如果拒绝“与狼共舞”，那他注定不能成功，至少在我经商的时候，这是一个规律。偏偏我讨厌这规律，我有《经商一年戏作》两首为证：
投身商海作遨游，又赚钱来又赚愁。
一个天生诗佛子，从来故意失荆州。
爱钱偏又爱清高，避席常因浊气豪。
还是去当闲士好，清风明月自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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