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蒋子龙，1992年5月4日来信称：

  感谢你邀我南下，虽来去匆匆，但很愉快。

  阁下保持了自己的品位，但又对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文坛应对自如，实属难得。登机后拿出你的随笔集，不料不是送给我的。连你这样从容自定的人也被笔会搞昏了头，可见笔会不可轻易办。你的智慧陪我在飞机上度过了三个多小时，直送我到家，可谓圆满。

  蒋子龙算得上新时期“改革文学之父”，以写遍国企、机关、乡村的改革，写遍了《乔厂长上任记》的自信和《农民帝国》的困惑。肯定是社会的碎片化和改革的歧义化，撑破了他的笔墨控制，让他后来不再容易踩到朝野各方的共震点。但不少同行还是余妒未消，说我们当年写想得奖，同那姓蒋的写想不得奖一样难呵。更大的奖牌当然是：八十年代曾有工人在厂门前贴出大标语：“欢迎乔厂长来我厂上任！”某省当局还曾以红头文件转发过他的，以作为各地改革的思想动员和办法参考——这些奇事，在文学史上一定绝无仅有。

  他身上总是有一种大国企的金属味，是有棱有角的坚硬体，比如每天坚持几千米游泳，一游就是数十年不辍，每天都活得英风勃勃，精神抖擞，当当响汉子一条。

  天津好几位男作家似乎也有这股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