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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二十世纪从独断论之下解放出来,加上文化资本的超常膨胀,一串串的新主义、新学派、新方法正从学院里涌现出来,让人目不暇接。随手捞上一个作家,都可以变成课题,然后养活几个文学教授。随便摘取文学作品中的一只蝴蝶、一纸病历,或者两个特异的修辞句型,也足以让某些批评家展开言之凿凿的逻辑体系和话语空间,在学术讲坛上建构流派。这是一个众声喧沸的时代,方法辈出和方法超产的时代。

  照理说,方法没有什么不好。方法是以逻辑组结起来的知识体系,既是认识的成果,也是认识进一步逼近事物真相的手段。没有相应的方法,我们如何能够检测出萝卜里面的维生素?没有其他方法,我们如何知道萝卜里面还有糖?还有氨基酸?还有水?还有空气?对文学的深度分析就是这样展开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文学是这样一种萝卜——并不是萝卜中各种成分简单的相加,更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种成分。测出维生素固然很重要,但维生素这东西萝卜里面有,白菜里面同样有,而且臭烘烘的垃圾里面也会有。执迷者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维生素主义”治天下,于是杰作与垃圾无从区别,真前卫与仿前卫成了一回事,优质解构与蹩脚解构成了一回事。他们甚至会把根本不会写的人,把最可笑的学生腔,也当作文学的流行品牌,来印证自己方法的胜利。

  由此可见,批评的方法并不能等于批评。批评的方法载舟覆舟,即便是最高明的方法,也有它的边界,也有它的陷阱,弄不好就有可能使批评离艺术更远。批评最重要的功能是知心见性,是美的发现。在这一点上,万法同宗,批评家也许更需要倚重于他自己用来创造、选择、运用、超越乃至扬弃各种方法的生命感受。这种感受是他们与作品最本质的相互关切。

  一个成熟的作家或作品常常是多解的代数式。如果要借用“主义”来抽象,这个作家或作品可能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现代主义的;既是古典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既是形式主义的,也是历史主义的;既是理性主义的,也是直觉主义的……严格地说,优秀的文学总是超主义的心智奇迹——至少是一个有生命的萝卜。

  ——摘自张柠评论集《叙事的智慧》序,1996年